转贴：我眼中的中国农村_农村发展：无法回避的一道课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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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愿意生活于城市还是乡村，都不应成为人为设定的目标，而是为更幸福地生活而自由选择的结果。
作为耕地保护目的的粮食安全，无非是为确保非农人口能以较低的成本吃饭。这无异于让农民来为非农人口的“粮食安全”埋单。
即便完全放开生育，农村的生育率也并不会增长，甚至仍会走低。现行一胎政策，不仅严重脱离农村现实、难以实行，还要付出不必要的行政成本、社会成本、道德成本和政治成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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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老家位于豫中某县。村子距县城约15华里，虽不算远，但中间隔有河流和铁路，因而县城的发展方向恰好与村子的方位相反，故县城的扩张很难波及此处；从全国来看，经济水平绝不发达，也不算最落后。这是一个极普通的中国乡村，但恰可能因此而更具样本意义。
多年前，我便常年求学或谋生于遥远的都市。好在每次回去时间不算太短，各行各业、男女老幼都有接触。正是和乡人常年不见、少有利益牵扯，过年人们心情轻松，都畅所欲言、无所顾忌。这恰可能是一本正经的调研访谈不具备的优势：谈话者无需对要说的话有意“加工”，反而更真实。
从一个生长于农村、后又常年生活在城市，并以文字为业者的眼中，恰又可能更客观地感知到农村的变化和问题。最深切的感受是，文字上描述或规定的农村，和我亲历的农村，都多少存在着隔膜和差异——它自有其真实的运行逻辑和轨迹。
城市人口据说已超过农村。然而，即便户籍意义上的城里人，许多又何尝不是如我一样的农家子弟，并仍与农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？极而言之，当前中国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大农村。把握真实的农村的意义自无需多言。
也许是和故乡注定要渐行渐远，因而早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冲动，催促着自己将亲身的感知，尽量描述出来。这也是为正经历着几千年未有之快速变化的中国农村，记下一点真实的时代印迹。

农村经济破产了吗


说起农村，不时会听到“农村衰败”之类的叹息。最近还有观察者称，“中国农村经济处于破产和半破产状态”。但就我所见，却并非如此悲观。在我老家，砖瓦房多年前就已基本绝迹，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高大平房或小楼，庭院也越来越严整、美观。
那些原本城市才有的“现代化”用品，很多在村里也已极为寻常。不少家庭近几年间购置了空调、冰箱，有的比城市家庭还高档；有些家还购买了电脑，连上了网络，甚至安装了城市家庭也刚兴起的无线路由器（这将大大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，意义重大）。
再以出行为例。大城市仍随处可见的自行车，在老家却已几乎消失。这次回家，村里多了不少崭新的面包车乃至小轿车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，也基本都有电动车；同时，乡间道路也大有改善。以前村民一年进不了几次县城，现在随时可至。
印象深刻的还有劳动力价格的快速增长，这既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表现，也是其重要原因。原本，农民工一直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。现在最简单的体力劳动，如建筑工地短工，日工资至少130元以上；村里务工者的月收入，一般都在三千元以上，五六千元也不在少数。
而县城普通公职人员的工资，不过两千元左右。有的国企现在招农村临时工，工资比正式职工还要高，否则招不到人。当然，临时工没有正式职工的身份保障，不过，不少企业现在也要给临时工买“三险一金”。
劳动力价格提高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、通货膨胀，也有农村生育率降低而导致劳动力的稀缺。劳动力价格上涨，影响巨大。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重要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衰减，这也根本上决定了农村只有妇女和老人种地，农业机械更多地在农村被采用，都是非常理性和自然的选择。
类似例子远不止此。总之，当下农村问题虽仍很多，但断言经济破产，虽出于关心农村的良苦用心，但有失夸张，无助于解决真实问题。
农村的发展首先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，最直观的证据是村民基本都服务于私营部门。这既包括最狭义的市场化改革，如放松经济管制，也包括与之紧密相关的改革，如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，才有如此大规模的外出务工群体。农村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，而市场化改革正是最根本的体制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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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民对生活现状的评价及其政治意义


此外，原来基本空白的农村社会保障也有所发展。就我所知，新农合至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看病负担；老人及特困人口多少能拿到一些补贴（如60岁以上每月60元）；再就是免交农业税费和种粮直补。
对此，村民的普遍认识是：国家不仅不要农民承担义务，反而给这么多好处。可见，普通大众对公共政策的共同认知特点：更易感念直接的物质实惠，而难以看到自由和法治等根本性价值——尽管村民生活的提高首先在于自由的扩展。更不用说，大家难以看到，在更根本的层次上，自由与福利间存在着内在冲突。
村民也有不满，如乱罚款、办事需花钱托关系等公权滥用和寻租，但主要是针对村干部（多数人坚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）；不过，村子既远离城镇又无矿产，村干部掌控的利益有限，所以不满并不算严重。
总之，多数村民对当前的经济状况满意。至少在物质上，城乡差距似有缩小之势（城乡差距实质上是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结果，故这也表明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有所改善）。近几次回乡，明显感到先前村民对城里人的艳羡，已大为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农村生活的满足乃至优越感。对此，邻村中学同学的话颇具代表性：用县城买房一少半的钱就可把房子盖得很好，还有院子，自己种粮食，村里有超市，空气也比城里好……总之比在城里好多了。
农民对生活现况的态度，极具政治意义，至少对政治稳定殊为重要。可以想见：至少很长时间内，农村仍能保持稳定，即使有动荡，也只可能发生在中心城市；同时，农村的重要性仍不亚于城市，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因素是，军队大部分兵源也来自农村。因此，只要治理者不发生严重分歧，即便有重大事端，也易平息。
本来，中国就不太会发生像埃及穆兄会与反对派那样的宗教性纠葛，却容易遭遇一直困扰泰国的城乡僵局——包括泰国当下的政治困局，很大程度上都是严重的城乡差距、对立的集中体现。因此，城乡差距与对立的缩小，对避免类似的城乡僵局，无疑极为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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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化VS建设新农村间的两难与真问题


农村青壮年普遍外流及其引发的问题（留守老人、儿童等），广受关切和担忧。这当然也是实情。但这些现象（包括当下的春运拥挤），何尝不正是城镇化萌芽但又远未实现的产物？它们看似肇因于农民进城，但其实却恰恰是因为农民无法真正进城。
这也说明，对农民收入而言，农村自身的内生经济贡献有限，更主要依赖外部的经济发展。长远来讲，仍需进一步城镇化，同时也说明，当下农村已远非所谓的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”。
然而，短期内城镇化却又不可能大幅加快。这次回去发现，县城的扩张呈现明显颓势，如房价增速放缓、空置房数量庞大。因此，多数农村很难为县城的扩张所覆及。同时，虽务工者众多，但在外定居者却屈指可数。据我观察，最主要原因并非被物议汹汹的户籍、社保等城乡二元体制，也非安土重迁的观念，而是村民当下的收入水平，尚难以应付进入城市生活的成本陡增。
这不仅因为农村住房等成本相对很低，特别是因为在农村生活，老人和妇女可在家种地，至少可维持口粮自给。这事实上等于为家庭增加了就业、降低了生活成本并提供了基本保障。这就不难理解，即便有财力在县城买房的家庭，大多也断言不会去城里生活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，各方大力倡导的耕地规模化经营，短期内在多数农村仍很难实现。
这一现况在带来一系列问题的同时，又客观上使当下农村兼具劳动力的主产地、大后方和调蓄湖（如洞庭湖之于长江水量的调蓄作用）等多种社会功能。也即：农村向外输出大量劳动力，而其家庭、房子、土地则仍在农村；平常在外务工，得空回村；无法在外务工时，至少短期内仍可退回农村生活。
这也证明，真正的城镇化是经济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，绝非主观愿望或政府之手的推进所能实现。由此也不难发现，当下发展模式的内在悖论：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依赖、寄托于城镇化（尤其是以城镇化促进房地产业发展，房价过高也是其产物），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水平有较大提高前，及当下发展模式导致城市房价高企的情况下，城镇化又不可能大幅加快。
相比之下，上届政府提倡建设新农村，本届则强调推进城镇化。长远来讲，进一步城镇化及农村相应的式微，无疑是大势所趋。在此意义上，一刀切的新农村建设自然有点背道而驰、浪费资源。但同时，城镇化短期内又无法一蹴而就，农村的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确也仍需改善。新近最高层提出“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”，其实正说明两者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。
而从根本上讲，如果能落实迁徙自由、公民权（如社会保障、受教育权等）平等保障，那么随着经济的发展（根本上也是产权保障与自由扩展的结果），城镇化便顺理成章；同理，只有经济进一步发展、农村公共治理实质性改进，农村面貌的改善才能水到渠成。质言之，两者都可归结为：自由的扩展、权利的保障与相应的制度改善。进而言之，人们愿意生活于城市还是乡村，都不应成为人为设定的目标，而是为更幸福地生活而自由选择的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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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制度与现实严重脱节


说到农村，当然离不开土地。众所周知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，是被奉为中国基本制度的公有制的重要体现，并为宪法明定。但现实却早已大相径庭。在我老家，自最后一次承包至今，耕地就基本再未调整过，已彻底是“增人不增地、减人不减地”。其根本原因，倒并非土地承包法禁止调整承包（因为已发生的局部调整，官方并未干预），而是现实的困难。
村里耕地全部承包出去后，法律上仍明明写着的申请、分配宅基地（这本身也是土地集体所有的体现），现实中却早已无此一说。这反倒使占地建房更为简单。因为土地都承包给了各家，于是邻近道路、出行方便的许多地块，承包的家庭要么自家、要么“卖给”其他家用以盖房。
据说当年路边耕地都不愿承包，因庄稼易被糟蹋；孰料现在这些土地的承包户反因邻近道路而大占便宜，令他人眼红。每次回乡，都会发现耕地上又冒出许多新房，靠近县城和镇的村子则更普遍。总之，原本发包时按各家人口均分的耕地，不少已被建房或“卖掉”，且价值可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人多地少的家庭虽有不满，但比较轻微。据我观察，其原因首先是远离城镇的村子，土地并不值钱，种粮收入又低。更普遍的原因则是：各家对承包地的私有意识越来越强，集体观念则相应愈发减弱。从而，人少地多的家庭自然反对调整，而人多地少的家庭也多只是自认倒霉。总之，再行调整既极其麻烦又动力不足，而且这种局面很可能被强化，除非政府强制改变。
这看似无甚关紧，但稍加推敲，就会大吃一惊。在承包权长久不变被反复强调的背景下，事实上决定了土地承包很可能将是无期限的。而且，土地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权能都已归于农户并受法律保障，处分权事实上通常也被农户行使着。
由此说来，在我观察到的地方，土地承包权不仅已几近架空所有权，而且将会和英国土地名义上属国王所有、但私人的土地自由保有权（freehold）实质上已完全相当于私人所有权，有异曲同工之势（可见教科书讲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区别，实践中并非总是判若云泥）。从而，土地集体所有与承包长久不变之间，事实上存在着背反关系。
耕地保护早已被奉为我国基本国策，并推行“世界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”，土地管理法甚至被业内人士直言为“耕地保护法”。此外，还有极为严格的耕地总量与用地指标配额控制（即俗称的“18亿亩耕地红线”制度）。法律还明确规定，即便农户自用的宅基地也仍须由乡、县级政府审核、审批，并办理农地转用手续。
但前述现况说明，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的耕地保护，在一些地方可能几近具文。对此土地部门绝不可能不知道，因为房子就挺立在路边耕地上。然而，除非耕地上建房影响到相邻耕地承包户并在其强烈要求下，土地部门才会出面阻止一下；只要村民间无异议，土地部门并不深究——前提是要给土地部门和村里各交几千元钱的“罚款”。至今为止，在老家及周边，我未见到有耕地上的无证建房被拆。
不少人关注的空心村问题，在村里也很严重：村外耕地上新宅如雨后春笋，村内却有不少老宅完全闲置。其直接原因是村内缺乏规划和治理，道路、排水条件较差，污水横流。另据老年人讲：空宅都系老宅，当年因分家而被分割得极不规整和狭小；更老的老宅，则还因早年社会动荡，为防御盗匪而有意挤靠在一起，以策安全，而如今社会安定，反显得极为逼仄不便。但最重要原因，仍在于耕地上建房失控。
我并无意于指责家乡的村民和土地执法者们。这不仅因为占用耕地建房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，更因为这根本上是现行相关制度亟须调整使然。
对土地用途实行适当的规划限制并无不可。然而，作为耕地保护目的的粮食安全，无非是为确保非农人口能以较低的成本吃饭。因此，为耕地保护而严苛地限制农民使用其土地，显然不公。而且我国还通过系统但隐蔽的粮价管制，强力压制粮价；农业免税和补贴仍远不足以弥补粮价管制导致的种粮损失（节约粮食只有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才可以理解，否则，为何普通商品不提倡节约？）。总之，这无异于让农民来为非农人口的“粮食安全”埋单。也可见，相关政策存在对城里人的极大偏袒。
大道理农民不一定懂，但毕竟不是傻子。个人观感，在多数村民潜意识里的逻辑是：地是我家的，在自家地上盖房子，有何不可？而且，土地种粮的收入太低，又有谁会老老实实地不用于盖房？
总之，简单靠过于僵化、严苛的耕地管制，在粮价无法体现其真实价格、种粮收益无法大幅提高的情况下，耕地保护永远是无解的难题。这也说明，任何法律或政策，无论如何浓墨宣扬，但只要严重并普遍地压制人们的权利，必然导致广泛的、或明或暗的抵制，早晚都会被消解；而且，这还反而严重损害法律和政府的权威。而类似问题，又何止于耕地保护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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亟待反思的农村计生


说起农村的计划生育，恐怕不少人最容易想到的无非是：农民不像公职人员害怕超生失去工作，因而孩子成群、越穷越生；政府机器全力运转、运动式地强悍推行；农村风声鹤唳、人人自危——网上盛传的杀气腾腾的计生标语不就是明证？
早年，老家确也如此，乃至更甚。但现况却已大为不同。第一，就生育状况而言，独生子女固然罕见，但三个孩子已很少。很明显，越年轻的夫妇生育越少。通常，只要前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是男孩，便不再生育。
此外，孕前药物干预婴儿性别（为保证生男孩）与孕期检测胎儿性别（虽已被禁止，但其实只要花钱即可），非常盛行，同时也可能与生育的自然规律有关。绝大多数家庭都是两个孩子，并多为一男一女。
第二，官方做法的根本转变。按法律规定，如无特殊情况，两个孩子即算超生。照此标准，超生在农村仍很普遍，从而计生部门本应强力打击，但现实却是：原来的高压运动式计生搞法，早已停止（运动式治理有其固有的效力递减规律，无法长久持续，也说明原有的社会动员机制在不断衰弱）；生孩子多少早已不是问题，只要交钱即可（即所谓社会抚养费；少则几千元，多则万元左右，有较大操作余地）。
按说，计生部门本职是执行计生法律政策，控制生育，如同土地部门应依法制止违章用地。但事实上，法律和政策却变成了它们收钱的工具，不仅未被执行，甚至背道而驰。对此现象，乡人发明了一个概念“卖政策”——这相比著名的“管制俘虏理论”（Capture Theory of Regulation），不仅道理相通，而且还更生动和有力！
第三，生育率降低的真实原因。村民不愿多生的最根本原因，其实已并非慑于计生管控或罚款，而是“养活不起”、“负担太大”（村民们原话）。按说，养孩子成本高，似乎是城市才有的问题，再说农民收入也在提高，为何反说养不起？
想来颇微妙的是：经济发展、收入提高，本身即意味着劳动力和时间越宝贵，也自然意味着生养孩子成本在提高；而且，也导致生养孩子的物质需求标准也水涨船高，甚至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”——这也应是越贫困的国家或地区生育率越高、越发达反而生育率越低的重要原因。尤其，男孩成家的成本快速提高。在我老家，娶妻所需的盖房、彩礼等，至少要十多万元。甚至，有个别夫妻如第二胎仍是男孩，会选择堕胎或送人！总之，养孩子成本大幅提高，是村民生育观念和行为发生根本转变的根本原因。
此外还发现，土地承包长久不变，其实也是生育减少的原因。在此之前，多生孩子可多分承包地，显然客观上等于鼓励多生。一大二公的时代，就更是如此。这用学理的语言可归纳为：产权界分越明晰和确定，责任也就越明确。
综上可见，即便完全放开生育，农村的生育率也并不会增长，甚至仍会走低——尽管降幅不大。现行一胎政策，不仅严重脱离农村现实、难以实行，还要付出不必要的行政成本、社会成本（加重农民负担）、道德成本（滋生权钱交易、败坏道德风气）和政治成本（损害政府权威和官民关系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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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结与期望


第一，农民追求富裕生活的渴求，正是在市场化改革中才得以发挥。市场化改革看似主要发生于城市，但对农村同样影响巨大，甚至可以说农民是最大受益者。因此，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不能变，并要进一步为民众追求幸福生活、社会活力充分发挥，破除制度障碍，提供制度保障。
第二，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根本都在于权利的保障、自由的扩展和公民权的平等对待。同理，市场经济也无非是保障私人产权和经济自由的结果，这正是为何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，反而却都未像我国那样在宪法中宣示实行市场经济。申明这一点对我国至为根本和迫切。
所以，深化改革最根本的课题和唯一正确的方向，其实即在于：回归人的主体性和制度本身的正当性，切实地把尊重个人权利的固有、内在价值作为出发点，而不仅是对其（主要是经济自由）工具价值的功利性认可；尤其不应倒果为因、颠倒主次，把保障个人权利的附带性结果作为治理和改革的根本和出发点。
这也适用于解决仍极度贫困的偏远农村问题。据我观察，这些地方大多本不适宜人类生活；人们当初选择于此，也多是出于动荡年代为躲避战乱的安全考虑。故根本出路并非扶贫，也非政策性移民，而是通过深化改革，普遍性地实现人口自由迁徙和公民权的平等保障。
第三，法律要立基于真实的社会，而不能想当然；否则有法还不如无法，乱管还不如不管。这也说明当下的法律制定模式，仍亟待反思。质言之，我国法律制定仍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模式；当前农村法律与现实的脱节，根本上即肇因于此。该问题绝非增加专家讨论、基层调研所能有效替代和克服。
根本上讲，这也说明法律制定的民主性，不仅是其正当性的根基，而且也具有避免其脱离实情、确保其贯彻的无可替代的工具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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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好文章！载于南方周末，供大家分享。
从很多人的回帖中，似乎与现在的农村情况非常贴近。

城市发展无法回避农村的课题，因为这是城市发展重要的一部分。
不知道这些结论是否适用于株洲的农村状况，在城乡规划发展中有否借鉴意义。